新智元报道
编辑:润《奥本海默》在96届奥斯卡大获全胜,从13项提名中赢得了7个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重量级的大奖。
就连《Nature》也适时的蹭了一波热度。
他们采访了诺兰在拍摄电影时的3名科学顾问,向他们求证了影片拍摄过程中诺兰和他们的合作过程。
用科学家的视野,还原了这部由电影大师讲述的,影响了全人类的技术官僚的生平故事。
而诺兰本人也认为,在AI时代,人类再次需要面对「奥本海默」时刻。
掌握AI技术发展方向的人,需要再次像奥本海默那样,担负起肩上的责任。
电影《奥本海默》主要就讲述了奥本海默本人在20世纪40年代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带领科学家研发出了原子弹,最终以极大的代价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程,以及这段时间发生在他本人身上的故事。
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影片的准确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拍摄过程中咨询了数位科学顾问,获得有关奥本海默及其生活,以及「曼哈顿计划」本身的详细信息。
「曼哈顿计划」中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成为了影片着力描述的重点:1945年7月16日的「三位一体」核试验和,随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的轰炸,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奥本海默对今日科学家的重要启示
3位物理学家作为科学顾问,为诺兰在拍摄电影中提供非常丰富参考和科学建议。Robbert Dijkgraaf,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现任荷兰教育部长。
他在2012至2022年间担任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这一职位奥本海默也曾经担任过。
可以说,除了参与曼哈顿计划之后的部分,他就是一个履历和奥本海默本人非常相似的科学家。
加州理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Kip Thorne是诺兰的好友,他们在包括《星际穿越》等多个项目上有过合作。
UCLA的物理学家David Saltzberg,曾为《生活大爆炸》等其他文艺作品担任科学顾问。
Nature:您在《奥本海默》中的角色是什么?
Dijkgraaf:2021年,诺兰亲自来访,探访奥本海默曾经生活和工作了将近20年的地方。
我曾住在那所房子里,并在奥本海默曾使用的办公室工作了10年。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仅谈及奥本海默,还有物理学,这让我非常享受。
Thorne:我与Cillian Murphy(奥本海默扮演者)讨论了他对奥本海默角色的诠释。
我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和做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奥本海默,我们讨论了很多奥本海默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Saltzberg:我被叫来协助洛杉矶的拍摄。我的工作主要是与道具经理合作,包括决定黑板上写些什么,或者奥本海默向爱因斯坦展示的关于大气是否会被点燃的方程式等等细节。
Nature:与导演和演员的互动体验如何?
Dijkgraaf:诺兰曾两次来普林斯顿。我记得我们从奥本海默的家走到研究所。
这段漫步道路风景优美,两旁树木葱茏。我告诉他这是完美的上下班路线,因为爱因斯坦和库尔特·哥德尔都曾沿此路行走。
电影中有一幕,刘易斯·施特劳斯遇到奥本海默时指着房子说:「这是完美的通勤方式。」这让我想到了之前的对话。
我印象深刻的是,诺兰对于成为一位物理学家到底意味着什么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我还记得他特别喜欢研究所的池塘。电影里有不少场景是在池塘附近拍摄的,那里是许多人的心灵栖息地,是一个思考和沉思的好地方。
Saltzberg:有时我需要向演员解释某些台词背后的物理原理,让他们理解台词的情感真相及其背后的原因。
剧本中有一句极其复杂的台词,涉及到非对角矩阵元素和量子力学。
即使是我读到它时也感到难以理解。Cillian非常希望我向他解释清楚。虽然过程艰难,但我们最终做到了。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Josh Hartnett身上,他在片中饰演美国核物理学家Ernest Lawrence。
每当他有空闲时刻,就会来找我谈论物理学。
这非常神奇,因为他已经化好妆,穿上了戏服。
我虽然没见过劳伦斯本人,但看过很多他的照片,哈特内特的模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地相似。
Nature:电影中的科学准确吗?
Saltzberg:非常准确,真是令人惊叹。诺兰显然非常理解这门科学。
有一幕是奥本海默在黑板上解释核裂变为什么不可能,此时劳伦斯走进来说:「嗯,Luis Walter Alvarez刚在隔壁做到了。」
因此,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奥本海默可能会用来证明核裂变不可能的方程式。
虽然大部分观众可能认不出来,但这些细节让我感到非常满意。
Dijkgraaf:影片制作得非常好。我很高兴电影始终从奥本海默的视角出发展开。
物理学的讨论很到位,黑板上的方程式都没问题!
Nature:奥本海默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Thorne:他是一位杰出的导师,非常有效率。
他知识面广泛,思维敏捷。他能迅速理解并寻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是他作为原子弹项目领导者成功的重要因素。
Dijkgraaf:他既是科学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顾问。
那时候,爱因斯坦在推动原子弹项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成为和平运动的先驱。
电影中没出现的一个人物,匈牙利-美国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主张轰炸苏联,完全站在了和平的对立面。
奥本海默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但最终遭到了迫害。
因此,他的形象总是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这对任何希望成为科学家并在公共辩论中发挥作用的人来说,都是绕不开的例子。
Nature:看到一部科学题材的电影在奥斯卡获得如此认可,您感到满意吗?
Thorne:非常棒,它获得了这样的关注。
这是一部传达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信息的电影。
希望它能提高公众对核武器危险性和军备控制重要性的认识。
Dijkgraaf:我们常常抱怨流行文化中缺乏深度。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成为全球热门的最大惊喜在于,一个困难的主题、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挑战重重的拍摄过程,竟然能够获得如此成功。
这非常令人鼓舞。物理学家的隐秘生活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AI时代也已经到了「奥本海默」时刻
而在导演诺兰看来,人类现在又一次面临「奥本海默」时刻。
他在公开采访中多次表示:
「AI研究人员也将目前的时刻称为『奥本海默』时刻。」
他说,第一次核试验时,有很多人害怕核裂变会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进而摧毁整个地球。
而现在,包括Hinton等知名的AI研究人员,以及科技行业大佬马斯克这样的人物都担心,AI技术的发展可能会给人类文明难以逆转的伤害。
诺兰认为:
如今AI研究人员可以从他的故事中获得一些启示,了解他们的责任以及他们应该做什么。
不过我不认为这部电影能提供任何解决方案,这是个警示故事,它呈现出了客观存在的危险可能性。
诺兰在接受《Wired》杂志采访时提到,AI的潜在威胁其实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他首先讽刺了媒体的态度,「多年来,人工智能(AI)在武器系统方面的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但仅有极少数记者关注此事,直到现在,一个能为地方报纸撰稿的聊天机器人出现,这个问题突然被炒作成了危机」。
他强调,「AI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把它神化,以此来逃避我们自身的责任」。
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我们承认AI无所不能,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认可,它可以帮助人类减轻在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责任。
我不清楚这种观点的神话依据何在,但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总是倾向于创造虚假的偶像,塑造成自己的形象,然后自诩为拥有类神的力量。
如果我们把AI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存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他忧心忡忡地指出:「AI最终会被应用到防御性基础设施中,甚至控制核武。
如果我们认为AI是一个独立于其编程和应用的人之外的实体,那么我们注定失败。
这一切都必须与责任挂钩,我们必须确保使用AI的人对他们所使用的工具负责。」
实际上,诺兰是参与罢工的美国编剧工会(WGA)的成员。
近期,美国演员工会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罢工的一个主要诉求是编剧和演员们对AI可能对影视行业工作者带来的生计影响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他对此表示:「讨论人工智能和这些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它和好莱坞当前的劳资纠纷有很多相似之处。所有这些争论,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真理:在利用技术创新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责任感。」
尽管如此,他对AI仍然持有乐观的态度,「人工智能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我对它持乐观态度。确实,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工具,重要的是使用这个工具的人必须对它的使用负责。」
参考资料: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4-00715-3